清咸丰元年（1851），王茂荫补授陕西道监察御史，不久升任御史。到任后，奏请朝廷要振兴和选拔有用人才，革除只重小楷和括帖之弊习，在乡试、会试考试上重实务，殿试、朝考重视经学文意，这样才能振兴清朝皇室、使八旗子弟更加务实。他重视选拔人才，从选拔的源头入手，试图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。当年11月11日，提出请变科举，请依前两广总督所奏，于科举三场微问改为五门发题（博通史鉴、精熟韬略、制器通算、洞知阴阳占候、熟谙舆地情形），并广行保举。结果礼部议不行，明年初，再疏陈之，奏上，不报。此年的9月9日，他已上了《条议钞法折》，建议推行币制改革，发行由银号出资替国家负兑现责任的丝织钞币，以解决财政困难。

这些奏折，王茂荫曾“辑其奏议若干篇，汇为四卷”。但同治四年闰六月二十二日（1865年8月13日），王茂荫病逝于新迁居的歙县义成“天官第”，而《王侍郎奏议》首次刊刻是在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应该是其友吴大廷应王茂荫及其后人之请，根据王家所藏钞本，作序、编辑并刊刻行世的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九月，吴棠调任闽浙总督（正二品)(加都察院右都御史、兵部尚书衔）。到了福建任上后，应吴大廷之邀，为感谢当年举荐他的恩公王茂荫也作了序，此序与《王侍郎奏议》的第二篇序撰写时间相吻合，即同治五年（1866)。

说到这里，要提到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珍藏的一件重要文物也是重要实证，即湘人吴大廷于同治四年（1865）送给王家的白绫挽辞。挽诗正文内容是“直声清节似公难，再起东山志未殚。芒履麻衣悲皖国，青灯烛酒忆长安。音书断绝绕三月，生死凄凉已万端。犹有谏章留箧笥，编摩他日怕重伤。——小诗系叙恭挽子怀先生大人灵次。”

吴大廷挽诗所指“忆长安”是代指回忆在京师两人的会见和教诲。“犹有谏章留箧笥”是指吴大廷的书桌旁还放着这几年来为受恩师、益友王茂荫委托编辑、整理的四册谏章。这四册奏议后来去了哪里呢？应该就是吴大廷在王茂荫生前应其之请，作序、编辑并在茂荫逝世后将其手稿寄回歙县，而且还帮助王家人将55通奏折刊刻行世。

具体首位作序人——吴大廷所写序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吴大廷入皖任职期间，读到王茂荫亲自编辑的“奏稿”，深为王氏的直言所感动，于“咸丰辛酉上元”即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正月十五日，写了一篇“沅陵后学吴大廷序并识”的文字，这便是日后刊刻于世的《王侍郎奏议》的第一篇序言《阮（沅）陵吴大廷序》。吴大廷在序言中对王茂荫的功绩进行了高度评价：“独抗请疏天子下诏，革小楷及括帖之习，而汲汲以设法振兴人才，至于攻守之宜，筹饷之方，与夫选将练兵，解胁从、褒忠义及行钞铸钱之大政，无不精思熟虑，卓卓可见实行。”由此可见，吴大廷也是第一个对王茂荫人才思想予以肯定的人。

那么，奏稿的手稿后来流落到哪里了呢？时间线又要捋到1937年春节了，无为人王璜响应郭沫若号召自上海返歙，在王任之（英子）、方士载（方言）陪同下，到歙县义成实地考察，并随后在《光明》半月刊上发表《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章程四条》和《王茂荫后裔访问记》两篇文章。文中曾提及，他们上门采访时王茂荫曾孙王采南出示了“四大册”用“红格纸”抄写的“手折”（共录55份奏折），即为王茂荫生前亲自编辑的“汇为四卷”的奏议底稿（红丝栏格本）。非常幸运，这部由王茂荫生前亲自整理、誊抄的奏稿没有散佚，后采南子芳烈将其捐赠歙县档案馆。《王茂荫奏稿》还曾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，其价值非同一般。

值班编辑：程子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