徽州历史上出过不少居官清廉、视民如伤的太守或知府，徽州人永远追念他们。南梁新安太守任昉、明正统弘治间徽州知府孙遇、彭泽，就是廉能爱民的清官，千百年来，史不绝书，民间口口相传。

任昉

任昉死于任上，家中只有桃花米二十石，杂木为棺，浣衣为敛。

任昉（460—508），字彦升，兖州乐安郡博昌县（今山东省寿光市）人，在南北朝时期的宋、齐、梁三朝，都做过官，是个著名的文学家。1500多年前任新安太守，迁家新安，为新安任姓始祖。

梁天监二年（503），任昉任义兴（今江苏宜兴）太守，遭遇洪灾，他将自己的私俸米豆，赈济灾民。在任，公田俸禄八百担，任昉将其分成五份，自己只取一份，其余全部退回。为了接济穷人，他宁肯让妻子崔氏与儿女吃粗粮度日。

梁天监六年，任昉改任新安太守，妻儿老小随任。徽州史志载：任昉“不事边幅，率然曳杖，徒行邑郭。人通辞讼者，就路决焉，为政清省，吏人便之。”“在郡尤以清洁著名，百姓年八十以上者，遣户曹掾访其寒温。尝欲营佛斋，调枫香二石，始入三斗，便出教长断，曰：‘与夺自己，不欲贻之后人。’郡有蜜岭及杨梅，旧为太守所采，昉以冒险多物故，即时停绝，吏人以百余年未之有也。”

天监七年，任昉死于任上。《南史》任昉传记载：任昉“卒于官，（家中）唯有桃花米二十石，无以为敛。遗言不许以新安一物还都，杂木为棺，浣衣为敛。阖境痛惜，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，岁时祠之。武帝闻问，方食西苑绿沈瓜，投之于盘，悲不自胜。因屈指曰：‘昉少时常恐不满五十，今四十九，可谓知命。’即日举哀，哭之甚恸。追赠太常，谥曰敬子。”

一个堂堂上郡太守，死后家中只有二十石桃花米，别无长物，且留下遗言不许以新安一物还都，杂木为棺，将旧衣服洗净晒干入殓安葬。如此清官廉吏，实在不多。难怪他死后，新安一境为之痛惜；梁武帝闻之，悲不自胜，哭之甚恸。

孙遇

孙遇任徽州知府二十年，洞察时弊，勤政为民，百姓誉为“孙青天”。

孙遇（1404—1483），字际时，山东烟台人。

明正统九年（1444），因武英殿大学士、内阁首辅杨浦推荐，正六品的户部主事孙遇外任徽州知府（正五品）。初到徽州，他不辞劳苦，微服私访，洞察时弊，了解民瘼民隐。任徽州知府二十年，轻徭役，除时弊，平冤案，分田地，救灾民，不计名利，清正为民，被绅民誉为“孙青天”。

期间，他父母先后离世，徽州百姓联名上奏，乞请“夺情”，得英宗皇帝批准，他回乡办完丧事，便又匆匆返回徽州。天顺五年（1461）孙遇在徽任期将满，按例应升迁，徽州百姓又联名奏请乞留，明英宗顺应民意，颁旨将孙遇由正五品晋升为正三品留任。三年后，孙遇迁任江西右布政使（相当今副省级），徽州百姓知不能复留，便为他置祀于生祠，并作《六颂》诗，镌于壁碑，以为纪念。

孙遇家风严正，“毋以假公而济私”是家训的核心内容，其“一门三代六进士”（孙遇及三子两孙均为进士），成佳话美谈。

研读相关史料，深有印象的是，“亲民务实”的传统文化对孙遇影响至深，先圣“民为贵”“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”“修己以安百姓”的理念已入脑入心。有类于孙遇这样的官员，何愁一地不治，何愁民族复兴！

彭泽

彭泽治徽州，革除弊政，百废俱兴，遵父训，磨砺节操，廉洁自律。

彭泽（1459－1530年)，兰州西园人，身材修伟。寡言少笑，嗓音洪亮，与人相谈，声振屋瓦，清忠正直，雄浑通达。

他出任徽州知府，是在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。在任期间，革除弊政，百废俱兴，重视文教，修建学宫，并选拔优异者进入府学深造，同时主修《徽州府志》。

彭泽有个女儿在兰州老家，将要出嫁，他在徽州，用俸禄购置漆器数十件，派员送到老家。老父彭锭知道此事，怒不可遏，一把火将漆器烧成灰烬，接着，老人徒步来徽州。彭泽十分惊惶地出城迎接，目示随员代背其父行装。彭锭怒斥：“我能将行装背数千里，你不能背数步吗？”进入衙内，彭泽跪叩请安，彭锭二话不说，提棍就打。打完之后，又背着行装，昂首西归……

彭泽由此深入反思，磨砺节操，廉洁自律。

彭泽用自己的俸禄为女儿置办一点嫁妆，这本是平常小事，而老父却为之担忧，担心儿子误入歧途，不惜步行几千里路找到儿子，将他重重教训一顿。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小题大做，然而“蚁穴不补”，就有可能“堤毁人亡”。古人处处讲究“防微杜渐”，预防祸患也是从最小最细微的地方着手，这一点值得今人借鉴。

彭泽为官秩满，正德元年（1506)，改任真定知府。他离开徽州之后，徽人也为他建了生祠。

彭泽之父步行几千里，廷训为官的儿子，当头棒喝，影响彭泽为官一生，以后他历任川陕总督、左都御史、提督三边军务、兵部尚书等要职，都掌握着巨额军费。不要说有心贪污，即便按照常例，也会积累一笔多少代人吃穿不尽的财富，但他一尘不染，为官清廉，死后留下破屋几间，妻子儿女的生活都成问题。

彭泽作为封建社会一臣子，能坚持防微杜渐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其清正廉洁的行为对于今天来说，依旧具有莫大的激励作用。

值班编辑：程子洋